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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北大地上浓墨重彩的红色篇章

时间:2021-04-12 09:44:00     来源:桂林日报     作者:桂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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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记忆不可磨灭,有一种震撼不会消失。
  自1926年中国共产党桂林第一个组织宣告成立,开启桂林“红色火种”传播之路,到湘江战役书写长征路上最为悲壮的英雄史诗,再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烽火岁月,及抗战时期文化名人云集桂林,掀起抗日文化运动的高潮……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在桂林留下了一个又一个闪耀着红色光辉的印记,这些发生在桂北大地上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百年风华中清晰的桂林元素。
湘江战役:长征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如果说长征是震惊世界的一大壮举,那么,红军突破湘江之战则是这一壮举中最惨烈、最悲壮的一幕,也是关系到我党我军前途命运、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战役。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桂林地域湘江两岸与国民党军展开殊死决战,英勇突破敌人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确保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灌阳新圩、全州觉山铺、兴安光华铺,是中央红军血战湘江的三大阻击战场。
  新圩位于灌阳县城北面,是红军抢渡湘江的枢纽地域。参与新圩阻击战的红军部队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保证整个红军队伍左后翼安全、掩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部队过江。湘江战役率先在新圩打响。守住了新圩防线,就等于守住了第一道生命线。这场阻击战异常惨烈,红军战士与数倍于己并拥有飞机、大炮优势的敌人血战。28日至30日凌晨,红5师逐个山头与敌争夺,阵地几失几得,数千名红军指战员血洒战场。“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在这场宏伟悲壮的阻击战中,红军部队付出了巨大代价——红五师“自师参谋长以下,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伤亡”;红十八团全团1000多名指战员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觉山铺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战斗。11月29日至12月1日,红一军团两个师在全州觉山铺一线阻击北面扑来的湘军4个师。时任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的易荡平,带领战士们坚守在觉山铺先锋岭。在多次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后,他身上多处负伤,倒在血泊中。当敌人手持刺刀冲过来的时候,为了不拖累战友,也不愿做俘虏,他开枪自尽,献出了年仅26岁的宝贵生命。这一场战役激战三昼夜,有2000余名红军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光华铺阻击战的阵地距离军委纵队渡江的界首渡口仅5公里,战略地位异常重要,只可守不可丢。11月29日,光华铺阻击战打响。红三军团四师第十团抗击着桂军4个团的一次次凶猛进攻。在猛烈的炮火下,同一天内,红十团团长沈述清和接任团长的杜中美相继牺牲,战斗惨烈可想而知。但部队始终守如泰山,坚决挡住了敌军的进攻,以牺牲近千人的代价,完成了保护界首渡口安全、阻击敌军汇合封锁湘江的艰巨任务。
  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意志不可灭!面对生死存亡,红军将士们在湘江边上浴血奋战七昼夜,最终以折损过半的惨重代价突破湘江封锁线,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在这场“最惨烈、最悲壮”的战役中,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西南大后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流砥柱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底,广州、武汉相继沦陷,为适应抗战形势需要,中共中央武汉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决定在重庆、桂林设八路军办事处。
  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刘恕与民主友好人士熊子民的运作下,租下了原桂北路138号名为“万祥醩坊”的一栋砖木结构两层楼房。1938年11月中旬,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李克农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及《新华日报》部分人员一路艰辛抵达桂林,住进了“万祥醩坊”。不久,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正式成立。
  1938年底,随着抗日战争逐渐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桂林成为西南一带主要的后方城市之一。各地转移与迁徙人员大量汇聚桂林,一时间,桂林成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大后方“文化中心”。刚成立的桂林“八办”,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担负起直接领导广西地方党组织工作的任务。
  1938年12月至1939年5月,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曾3次来到桂林,主要是做桂系的统战工作,同时会见进步文化团体和民主人士,并指导办事处的工作。在南方局领导的积极努力下,办事处与桂系地方实力派、国民党民主人士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营造了一个在一段时间内相对宽松的环境。
  当年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不仅充分利用桂林的特殊地理优势和特殊政治环境,积极领导桂林抗日文化救亡运动,而且还利用领导南方各省及海外南洋一带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活动的有利条件,以及桂林抗战文化能够向海外辐射的作用,直接促进了中国抗战文化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有机联系。
  同时,桂林“八办”又通过中共地下党活动,直接影响着华侨所在国的反侵略斗争,直接支援了东南亚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政部下令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十分有限的军饷。面对严峻的形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利用我党与桂系的统战关系,以及广西到越南这条当时中国内陆通往海外唯一国际通道的条件,克服一切困难,为延安党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前线筹集和转运各种急需的抗战物资。这些物资有汽车、汽油、枪支、弹药、棉衣、棉被、通信器材、医疗器具、药品等,多达数百种。短期内为延安和我党领导的抗日前线筹集和转运了几百个车次的军需物资,及时解了我党我军的燃眉之急。
  桂林城北的路莫村作为军需物资转运站、仓库、接待过往人员的招待所和抗日救亡工作室,还增设了机要电台。办事处工作人员有100多人。从这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护送了一批又一批爱国青年、进步人士以及爱国华侨到抗日前线,到延安。短短两年时间,这里就向我党领导的抗日前线输送各类干部和特殊青年人才达千余人次。
  桂林“八办”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出色地履行了使命,成为西南大后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流砥柱,为其后桂林地区抗日进步势力的继续发展以及抗日文化救亡运动在桂林的再度兴起,准备了条件和力量。
桂林抗战文化城:烽火硝烟中的“文化奇迹”
  “桂林抗战文化城”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名词,它特指从1938年至1944年,在桂林这座具有优越地理位置的城市里掀起的一场形式独特的抗战——文化抗战。在这特别的6年间,美丽的桂林接纳了大量来自各地的文化名人,容纳了大量的文化机构,创造了大量的文化产品,举办了大量的文化活动,因此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的文化中心。
  在那一时期,活跃在桂林的中国共产党人成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灵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汇聚桂林的文化进步人士投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抗战。他们克服艰苦的生存条件,饱含创作激情、爱国热情和战斗豪情,创作出一批极具代表性的优秀文艺作品,也创造出一个融汇于桂林山水间的“文化奇迹”。   
  1938年底,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各类机构、机关战略大转移。在这次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下、西迁大转移中,桂林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短期内汇集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热血青年和文化人士。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与桂系合作“互利”的统战关系,为桂林成为全国性文化中心创造适宜的政治环境,积极、多方面地开展对桂系的统战工作。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曾三次来到桂林,亲自做桂系上层的统战工作,广泛接触在桂文化人,对桂林进步文化的发展予以亲切的关怀和热情的指导。短时间内,全国大批文化人集聚桂林,各类社会团体及文化机构纷至沓来,各种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书刊和书店、出版社像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来,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抗战初期的文化救亡热潮。
  据统计,当时汇聚在桂林的文化人士有1000多人,其中文化名人就有200多人,集中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名人。如,文学方面有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柳亚子、艾青等,戏剧方面有田汉、欧阳予倩、洪深、蔡楚生等,美术方面有徐悲鸿、丰子恺等,音乐方面有张曙、李凌等,专家学者有陶行知、邹韬奋、李四光,等等。他们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同桂林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一起,组成了一支骨干力量,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用生命与激情战斗。
  抗战时期先后在桂林出版的报纸有20余种,开设的出版社、书店达220多家,当时桂林出版发行的书刊之多,在全国堪称第一。随着艺术领域的发展,在桂林开展活动的专业和业余音乐团体有70多个。这些团体围绕抗战的时代主题,开展歌咏活动,举办音乐、歌舞晚会和街头宣传公演活动290多场,桂林城内到处响起抗日救亡的歌声。
  抗战期间在桂林举办的演讲会、歌咏会、戏剧公演、街头诗朗诵、街头漫画、美术展览会等活动,进一步将桂林的文化抗日救亡高潮推向了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并始终贯彻文艺为抗战服务,文艺为大众服务的主体精神,对激励前方将士英勇抗战,增强全国人民抗战必胜信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一大批文化名人的到来,为桂林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桂林也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大舞台。那时,桂林抗战文化城中的每一个文化名人都在抗日的旗帜下战斗,用自己的方式为抗战讴歌,为民族复兴呐喊。
  中国共产党在桂林的发展历程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这部沉甸甸的红色史书,曲折艰辛,跌宕起伏,书中的每一行每一页都印证着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执著和坚定。现如今,烽烟已逝,山河无恙,这一段段烽烟的岁月仿佛一颗颗红星,依然在桂林山水间闪耀着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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